杀人无罪，救人判刑。

这不是电视剧，也并非法院错判，而是合法量刑。

近日，《法制晚报》报道的一则旧案，引起民众热议。

2013年，怀孕35周的18岁女子丽丽去医院引产，术后护士梁晓华发现孩子并未死亡，遂将其救活后送给多年无子女的哥嫂扶养。

丽丽知情后，找当地卫生局、计生委和公安局均碰壁，警方不予立案。2014年，她投诉到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栏目，要求护士赔偿110万。随后舆论开始发酵，医院和公安8人被追责，护士梁晓华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

生母主动引产，无异于杀婴。护士将其送给有需要的家庭抚养，等同于救婴。孩子得到最好的安排，社会也多了条鲜活的生命。可丽丽一闹，“好人”梁晓华进了监狱，“好事”因此蒙尘。

这不免让人深思：在我国，大月份引产是否合法？护士对引产胎儿是否有处置权？法院量刑是否过重？《焦点访谈》作为新闻媒体，是否引导了舆论，绑架了法律？

对本案的审判已了结，但对道德和法律的审判，还未结束。

堕胎不成，索赔百万

网友：丢娃的生母才是“不要脸”

7月27日《法制晚报》重提旧案，引发众多媒体转发。多数网友站在护士梁晓华一方，认为她已经尽了救人职责，该判决太不公平。堕胎在先的生母，反而有遗弃罪之嫌，索要百万赔偿纯属“不要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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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必须科普一下堕胎、人流和引产的关系。三者均为“故意结束妊娠”，“人流”和“引产”分别针对月龄较小和较大的胎儿。也就是说，“引产”可视作“堕胎”的子集。

所以对于丽丽的审判，核心在于“堕胎”的合法性和合道德性。

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了。普遍认为，西方受基督教观念影响深，认为胚胎孕育生命，堕胎等于谋杀。因此早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明令禁止堕胎，后来考虑到胎儿可能危及孕妇生命，又陆续颁布了补充条件。而中国讲究实用主义，不相信“不朽的灵魂”，所以在绝大部分地区，女性可以随意堕胎。

当然，西方也有支持者，中国一些省市也出过“反堕胎”政策。比如2010年，海南省就出台新规：怀孕14周以上不得随意堕胎。这一政策或许带有一定功利色彩，但从结果看确实保障了一部分婴儿平安出生。

有意思的是，双方都举起了“人权”大旗。反对者强调婴儿的生命权，支持者则坚持妇女应保留生育权。

2013年，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，居世界第一。

可见，“堕胎”在中国不足为奇。丽丽的原罪，是“大月份引产”。

据报道，丽丽发现怀孕时刚满18岁，起初一直瞒着身边人。直到第35周“实在没办法了”，才在表哥的陪同下去做了引产手术。再坚持一周就能分娩的孩子，突然被生母用药物和机械致死，人们情感上很难接受。

那么，国家是否允许“大月份引产”呢？

2014年7月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《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表示“严格禁止非医学需要的大月份引产”。

然而，这只是政府文件，不能当成法律依据。

丽丽的第二宗罪，是索要百万赔偿，并很可能遗弃婴儿。

按我国现行法律，未出生的婴儿是母体的一部分，妇女有自由处置权。一旦婴儿脱离母体自主呼吸，就是法律承认的“自然人”，妇女变成它生理上的母亲和法定监护人。

本案中，丽丽并不知胎儿存活，离开医院没毛病。可知情后第一反应，不是争夺抚养权，而是向护士索要百万赔偿，就有讹钱的嫌疑了。

另有报道称，法院驳回索赔请求后，丽丽直接将孩子送到了孤儿院。这更引发了群众不满：敢情你费力运作，不是为了孩子，也不是为了体制，而是为了钱？

如此一来，更显得护士梁晓华的高大。舆论几乎一边倒挺护士，是否意味着护士毫无瑕疵？所谓的“拐骗儿童罪”，又是否成立呢？

救人、拐骗两回事

护士有责，医院管理漏洞更大

护士梁晓华供述称，因为觉得引产孩子有可能存活，她进产房前就跟表哥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想要孩子就来赤峰。可孩子出生时没有生命体征，被医生宣判死亡。梁晓华把孩子装进医疗垃圾袋中，等医院清洁工取走死婴。

夜里，梁晓华听见孩子哭声，便把孩子从垃圾袋里中取出抢救。当天下午，她把表哥表嫂领到产房，让其抱走孩子。

这是个意外。谁也没想到引产的孩子“死而复生”。在通知清洁工取死婴之前，孩子被救活了。这件事只有梁晓华一人知道，该如何处理全在她一念之间。

这里就引发诸多道德讨论：引产的目的是堕胎，结果成了分娩，这算不算医疗事故？如果不是抱着送孩子的念头，梁晓华还会施救吗？救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，但对引产活婴，他们有处置权吗？

我们宁愿相信，这不是医疗事故，无论如何护士都会救人。但也必须承认，梁晓华是有私心的，对于有生命的“自然人”，她没有处置权。一旦将孩子送人，就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监护人——这已经构成“拐骗儿童罪”。

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，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，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很明显，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措施，保障了大多数家庭的利益。但本案的关键在于犯罪者主客观不统一，且并未给社会造成危害。护士梁晓华客观实施犯罪，主观却给了孩子最好的安排。法律不外乎人情，两年牢狱之灾，人们总觉得重了。

这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：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，怎么选？多数人认为程序正义更重要。救人是救人，拐骗是拐骗，两码事。既已犯罪，就该受刑。为了追求个案的结果正义，而去挑战程序正义，很可能导致更多案件的非正义。

通俗地说，判护士无罪，很可能让更多人打初生婴儿的主意，滋生更多违法犯罪行为。

但，这锅不该护士一人背。长期存在管理漏洞的医院，责任更大。

医院清洁工张某称：“死婴本应护士装在垃圾袋后通知我去取，由我在交接表上签字。但一般都是护士替我签。当天，梁晓华没有通知我去取死婴。”

一句“没有通知”，就把孩子运到300里外的村镇上了。这不免让人心惊：以后我的孩子，是否也会被宣告死亡，然后被人骗走？

丽丽为何没见到孩子就急着走？医生宣布孩子死亡后没录入系统？护士未交接死婴无人监督？医院管理层怎么在制定死胎处理条例？

雪崩时，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。

无人负责，丽丽一怒之下诉诸媒体。

《焦点访谈》，是该事件发酵的起点。

两种舆论生态

媒体再一次绑架了法律？

2014年1月6日，《焦点访谈》以《孩子，你在哪里？》为题，报道了此事。三年后再看这期报道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震惊。

和今天不同，当时的舆论聚焦在有关部门不作为。不少人骂护士拐卖儿童，却只字不提堕胎在先的生母。彼时微博还是公知的天下，大V@鄢烈山力挺《焦点访谈》，称“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还是值得看的”。

他出此言论是有原因的。《焦点访谈》中，生母丽丽称，要不是有正义感的村民报案，她根本不知道孩子还活着。既然如此，她想“追回孩子，好好抚养”。隔着屏幕和马赛克，人们都能感受到一个“痛失”孩子母亲的悲伤。

报道称，丽丽出院后接到电话，刑警称孩子以4万元价格，被拐卖到阿鲁科尔沁旗一个村镇上。可节目中双方对质时，刑警却称没这回事，是丽丽听错了。

节目从头至尾，都没出现护士的供述，只有一个悲伤的母亲，相互推诿责任的公安局、卫生局和医院。事后梁晓华供认，自己并未收钱，是把孩子送人了。生母丽丽索赔百万，甚至可能进行二次遗弃，也未被节目组提及。

一半的事实，影响了民众的判断。

这是否也影响了司法独立呢？

法院判了八人：护士梁晓华被判拐骗儿童罪，三名医院领导被判失职罪，四位公安领导构成玩忽职守罪。

对于公安领导的处罚，判决书中写道：《焦点访谈》是强势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深度报道，其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，可以认定四被告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恶劣社会影响有因果关系。

是否可以理解为：因为媒体的曝光，“梁晓华拐骗儿童事件”才造成了“恶劣社会影响”，否则就能轻判甚至不判？

这里无意讨论公安领导究竟是“不作为”，还是主观同情梁晓华而选择性忽略。我既非法律专业人士，也无底气议论判决轻重。

我只能大胆猜测：如果《焦点访谈》换个不那么煽情的标题，或者放到今天事实清晰后再去报道，判决会不会不一样？

历史没有假设。三年前不报道，孩子可能还在护士表哥家安静成长，但医院管理漏洞也得不到解决。

宣判过后，这世上可能不会出现第二个梁晓华。但弃婴的生母和管理混乱的医院，却前赴后继。于情，这个判决太过残忍；于理，它又有存在的理由。

在荒诞社会中，保持独立思考，或许是这件事给我们唯一的启发了。

——这个结论本身，就足够荒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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